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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忆历史01]红心向党六十年:我的人生路

发布时间:2021-12-01 10:11 来源: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  阅读: 次 字体:[ 大 ] [ 中 ] [ 小 ]

红心向党六十年:我的人生路

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1962届高中毕业生   丁厚慈(口述)      

汪  丽(整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我入党也已 60 年了。回顾我这一生,由衷地感谢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党的关怀与教导。童年时期,是党把我这个孤儿抚育长大。求学阶段,是党提供的助学金让我得以继续学业。即将成年时,党接纳了我,让我从此成为这个伟大组织的一分子。下放农村的那些岁月中,是党的教诲鼓励我坚持了下来。我后来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也都要归功于党的信任与帮助。现在我已是八旬老人了,回首人生路,苦辣酸甜皆有,不变的是对党的一颗红心。

孤苦求学

1941 年在安庆出生,1岁多母亲因病去世,3 岁不到,父亲在坐小火轮往芜湖跑反(逃难)途中又被日军飞机炸死。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年幼的我无人抚养,在怀宁县总铺(今属安庆市宜秀区)乡下务农的祖父把我接回了农村老家。在我 8 岁那年的正月十六,我哥哥患脑膜炎去世,这对奶奶是个沉重打击,她本就患病卧床,因悲痛过度又加重了病情,在我哥哥去世后第三天,奶奶也去世了。当时是正月十九,别人家都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气氛里,我家却十分悲惨地停放着送葬的两口棺材。

奶奶去世后,我和爷爷两人相依为命。因家中贫困,我直到12 岁才正式上小学。因为我之前有上扫盲夜校(当地叫冬学)的基础,一开始就读三年级,1956 年小学毕业。爷爷不想让我继续升初中,想让我报考初级师范, 早日工作,减轻家里负担。我的班主任和她丈夫——学校的教导主任跑到我家来做爷爷的思想工作,说我成绩好,不继续升学可惜了,希望爷爷同意我报考中学, 学费可由他们承担,爷爷才勉强同意。两位老师的关怀给了我希望,这也是党在我幼小心灵中播下的第一颗温暖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报考了安庆四中。一是因为安庆四中离我家比较近,只有 15 ;二是因为四中是安庆最好的初中之一。

人穷志气大,我是憋着一股劲, 非考个好学校不可。进校后,我依靠助学金和寒暑假打零工维持日常生活。就在我上初中没多久, 1957 年底,爷爷也去世了,乡邻捎信给我,我赶回家时已经迟了,没能见上爷爷最后一面。

失去了最后一位亲人,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从此吃住在学校,老师同学都很照顾我,经常鼓励我,我也努力学习。1958 年下半年,我读初三时,正赶上大炼钢铁,学校几乎停课,初三的男生大都当炉前工帮忙,我也是。每次开炉前都需要把全身衣服用水浇湿,因为一开炉,火星会喷溅到身上,容易灼伤,我身上现在还有那时留下的伤疤。

光荣入党

初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取了安庆最好的高中——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记得在填写志愿时,我一口气写了 9 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开学典礼时,教导处主任王康表扬我有志气,说这叫一根竹竿插到底。我在高中时,班主任是刘鉴新老师,几十年了至今还保持联系,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我在安庆四中和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读书期间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在班级是团支部书记,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整个中学阶段我当了 6 年学生会主席,这在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校史上还是很少见的。学校一般不会让高三学生当学生会主席了, 怕影响学习。我是个特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那时的成绩确实是很优秀的,老师不担心我会因此受到影响。

除了学习成绩优异,我在校也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同学,出身又好,主动向组织靠拢,很快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组织很信任我,安排我在暑假帮助学校做新生调查(当时新生入学,除了考试成绩外,还要去新生生源地政审,主要是看家庭出身、个人平时表现等)。记得我去过最远的一家是在铜陵市大通的山里,走 30 多里路才到学生家。

1961 1 25 , 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经程玉衡、郑立冬两位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那时,我才上高中二年级。当时整个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党支部也只有十几位党员,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鹿钟毓是老革命、南下干部。支部其他成员也都是十分优秀的教师或者职工骨干。比如我的入党介绍人程玉衡老师,他当时是校团委书记,后任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我作为在校学生,能被吸收入党,是十分难得且无上光荣的。

下放农村

出身好、成绩好、政治表现也好,所以当时我自己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高中毕业前,全校举行誓师大会,我作为毕业班的代表发言时就表态,非北大、清华不上,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有些年少轻狂。

但天不遂人愿,考前体检时,我被查出患有肺结核,无法报考了。当时和我同样情况的同学还有不少,比如和我同期入党的高三学长姚锡友,之前也是因患有肺结核,被迫放弃高考,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时正逢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缺粮少菜,营养跟不上,身体出问题也就不奇怪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老党员鹿钟毓校长、洪京林副校长率领全校师生,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采取许多办法,创造条件,渡过难关。每逢周末,全校师生都轮流到西郊二里半农场种粮、种菜,用来改善生活、补充营养。师长们用母亲般的襟怀养育了我,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战胜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压倒的力量。

那几年,尽管条件极其艰苦, 但每个同学都有一种不畏艰苦、奋发向上的精神。高考结束,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录取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仅举一例,上海交通大学在安庆录取了 7 名同学,其中买球app排行十佳平台考取 6 名,我们高三(2)班竟占 5 名,他们是马焱、潘孝竹、桂金鹏、宣椿生和张明初。前几天,我和马焱同学通电话,说起当年高考往事,他说,当年你如果不生病,一定也能考上重点大学。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 用安庆人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过了迎江寺,不再说宝塔。

学校很关心我,想让我留校做辅导员,允诺之后送我去安徽教育学院进修,之后回校当团干。但我那时心高气傲,自尊心很强, 没有接受这个安排,而是去了淮南叔叔家,边务工边备考。之后,又响应党的号召,组建了安徽第一个下乡知青小组,主动报名去农村劳动锻炼(这段经历在2014 年《江淮文史》上连载的《上山下乡在安徽——知青访谈录》中已有记录,本文不再赘述)。

下乡锻炼了我的身心,也让我收获了一份宝贵的感情。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我和同组下乡的曹芝英相互鼓励,逐渐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们就在农村成了家。曹芝英很能吃苦,虽然是组里年龄最小的,但干活并不落于人后。因为表现出色,她于 1965 4月入党,当时她才 17 岁,我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人生路上,她与我始终结伴同行,今年又和我一起获得“光荣在 50 纪念章。

报社工作

1968 年,我从长丰县下塘集被抽到县政工组宣传小组写通讯报道,《人民日报》《安徽日报》都采用过我写的稿子。1970 年底,《安徽日报》正式调我去报社工作。

1971 年初,我到《安徽日报》农村组当编辑,当时什么都不会。一次,副总编冒茀君叫我去,问道:这篇稿子是你编的?我答:是。他说:你把标题念一下。我就念道:砀山县采取各种措施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他反问道:各种措施?不能把话说得太满!然后拿起笔改成多种措施。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1972 年到总编室,协助总编工作,主要是在总编室安排版面。当时《安徽日报》每天 4 个版,头版是综合版,有新华社电讯,也有地方消息。除此之外,农村 1 个版、工业1 个版、文教卫生1 个版, 按类区分。1978 年我被调离总编室,来到群工部处理人民来信。

在这期间,也有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那是 1979 年初春,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巢县(今巢湖市)半汤公社战前大队社员翟宗一写来的。信中说,他原是阜阳县水利局工程干部,1957 被打成右派,又因为有一些历史问题,被遣送回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后来摘掉右派帽子,但历史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为此,他准备回原单位上访,不想遭到大队民兵营长的阻止,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许乱跑。二人为此发生争执。民兵营长一怒之下, 把翟捆绑起来,还踢他一脚。翟便偷偷跑出来,准备到阜阳去告状。这封信就是在合肥发出的。我将这封信编成内参上报省委,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很快作出批示,要求报社派记者调查核实此事,并要求把调查结果报省委。不久之后,翟因历史问题彻底解决,回到原单位工作。调查的情况与写信人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当时中央和各级党委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抓得很紧,谁要是干扰和破坏这个工作,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为此,报社派我去调查处理。巢县县委办公室、半汤公社各派一位同志,我们 3 人赶到战前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已知道这件事。民兵营长吓得躲了起来。我对支部书记说,请把民兵营长找回来,说清情况,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支部书记一面派人找余,一面杀鸡备饭。我说,这次是来作调查处理的,不便在你们这里吃饭。不一会,民兵营长战战兢兢地来了。一见到我,就跪到地下叩头,我赶忙把他拉起来。我说,不要害怕,先把问题说清楚。于是,他就把事情经过说了出来。他说的情况和翟在信上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为此,我很动了一番脑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调查结果直接上报省委。但这样做, 那位民兵营长可能会遇到麻烦, 倘若被依法查办,可能会被判个一年半载,也可能令他妻离子散。如果不如实上报,又如何交代?我真的左右为难。后来我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即把当事人和那位民兵营长一起请到公社,当面说明事情经过, 帮助他们解开疙瘩,取得谅解。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安徽日报》头版上。报道说,县委和公社党委妥善处理人民来信, 消除隔阂,增强团结。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满意,县委和公社党委满意,省委也满意,可谓一举数得。

不同岗位

离开报社,到政协之前,我还在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和安徽省经济文化中心待过几年。这段时期,有几位老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我今后工作影响很大。

第一位是省农委副主任傅大章。1980 年, 我被调到省农委办公室当秘书,曾经陪同傅大章到北京找财政部要钱支援安徽。傅大章是老革命,部队指战员出身,曾经当过安庆地委书记,毛主席到安庆视察就是他陪同的。傅大章为人朴实,很平易近人,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交朋友不分贵贱,有地位比较高的领导干部,如农村改革重要推动者杜润生,傅大章和他很熟, 在京期间,带我拜访过他;也有基层老百姓,如人民大会堂的理发员,他都聊得来。

傅大章工作注意劳逸结合, 虽然抓工作时抓得很紧,但工作结束后会主动安排工作人员休息。那次去北京,任务完成后, 他自己带着我到北海公园游玩。有一次他临时有事,让我自己去人民大会堂参观,就是打电话给那位理发员带我参观的。

傅大章工作严谨,一丝不苟,那时的好多老革命都是这种作风。我们起草稿子加班,他也陪着我们,在自己办公室等着, 稿子到他那里也是自己改,能自己做的事他都自己做。

省农委常务副主任江声原来是池州地委书记,理论水平很高。“文革”期间他在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造反派批斗他,他引经据典跟造反派辩论,造反派辩不过他,悻悻收场。江声也是很平易近人的,并没有恃才傲物的作派。那时他住省委宿舍区, 我们家住省委西门外边的省农委宿舍,他常来我家串门聊天。

副省长兼农委主任孟富林, 也很平易近人。从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高高在上的习气,是真正和基层群众走在一起的。

原来的农委规模很大,像现在的农业厅、水利厅、林业厅、农科院等,那时都属于农委管辖。后来农委机构调整,农委机关的人就分流了,有的去了厅局,有的去了省直其他部门1984 5 ,我到了新成立的安徽省经济文化中心。合肥市委原书记刘征田是第一任的中心主任,中心规格还是很高的。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一些决策参考。我去了还是搞农业农村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我们当时把全省小城镇差不多都跑遍了,研究成果后来结集出了一本书《小城镇建设文集》,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应用。

政协 20

1986 年到政协工作,2006年退休,整整 20 年。在政协我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此外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去全省各市县区政协搞培训。20 世纪 80 年代到90 年代,是政协组织快速发展时期,之前包括省政协在内,全省只有 20 多个政协组织。到这个时候,全省各市县区大都建立起了政协组织,但人员、机构尚不完善,有些政协委员甚至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对政协的基本知识都搞不清。省政协就安排调研处主办培训班,介绍有关统战政协的基本知识。 调研处可以说是现在省政协研究室的前身,平时主要从事公文起草、信息收集整理等工作,也承担了一部分委员学习联络室的职责,所以培训班的事情由调研处负责。

我当时是调研处处长,和处里的同志们一起,把全省各个地市都跑遍了,县区也跑了一大半。培训对象主要是政协工作人员, 也有当地的政协委员。

我当时其实也是政协新兵, 组织上安排我搞学习培训,给人家讲课,那我自己首先得了解需要授课的内容。我就抓紧时间自学,还根据学习心得自编了讲义。

说来很有意思,关于我对政协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有趣的过程。我到政协工作是我自己要求的:一是因为安徽省经济文化中心是个新成立的机构,担心在那里干不长;另一个原因是得到当时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俞乃蕴的推荐。

我和俞乃蕴的结识说来很巧。一开始是我在农村下放时喜欢写稿,他那时是《安徽青年报》的编辑,我投稿,他采用了,有了交往。后来我被调到《安徽日报》,他却被下放到灵璧县,他往报社投稿给我,我们依然是编辑和作者,只不过倒了个个儿。

当时我对政协完全不了解, 政协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到了政协要做些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问俞乃蕴:政协是干什么的?他说: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我又问统一战线是干什么的,他又给我解释了一通。最后我问:“这个机构可长期存在?”他说:“肯定长期存在。” 我说:那好,我来。当时国家机构改革变化大,我就想找个稳定的单位,不想老是换单位。这也说明,俞乃蕴对国家政策吃得透,他知道统一战线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我在培训班讲课最常讲两个故事。一个是张治中关于国旗图案的建议。张治中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参与国旗设计方案的讨论。五星红旗最早设计的时候,最引人关注的方案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横杠象征黄河。1949 9 25 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张治中提出最好去掉这道杠,知道的认为是黄河,不知道的以为是一条扁担;而且这道杠把红旗分开,不成了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张治中的这条建议得到采纳。第二个故事是当时在河北张家口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位小学教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到市里参加大会。会议结束后,他乘坐火车返回,在列车上,乘警对乘客例行检查。这位小学老师出具了民进市委发给他的开会通知,乘警竟说:“中国还有这种组织?”将这位老师强行扣留在车站近 7 个小时。这件事的影响很大,我后来还专门为此写了篇文章登在报纸上,建议国家公务人员都应当学一点统战基本知识。

有了培训的经历,1998 年,安徽省政协和山西、宁夏、北京、云南、山东等省市区政协联合编写了一本《人民政协 1000 题》, 由西苑出版社出版。书的内容主要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人民政协成立的意义、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任务的论述,以及人民政协的经常性工作等,我是该书副主编之一。

第二件事是从 2000 年到2002 年,我连续 3 年组织安徽新闻单位报道驻皖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工作, 并就此成为固定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件事讲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很难。为什么难?与人大代表参会形式不同,各省人大代表均以代表团形式参会,一个地方的与会代表都在一起,活动也比较集中。政协委员是按照界别形式参会,除了少数几次委员全体会议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散活动,本省的委员分散开来住在各个宾馆,在当时条件下,给记者跟踪采访造成了极大困难。所以, 当时全国两会期间,新闻记者都是待在人大代表驻地,政协委员驻地是没有新闻记者的。除了委员全体会议以外,对政协的报道很少,委员们对此很有意见。时任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那时不在调研处,是副秘书长了,但干工作是一样的。我和负责宣传工作的机关同志坐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车子带着记者东西南北各个宾馆跑,工作量很大。最西要跑到京丰宾馆, 就快到丰台了。当时只有一辆车, 上午到西边,下午到东边,连轴转。采访委员的事是记者去做, 但是对接协调工作是我们,跟委员、跟宾馆都要协调,跟新闻媒体单位也要协调,都是些琐碎的事儿。 2000 年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以后,每年全国两会, 安徽新闻单位就有专门报道政协新闻的人员了。

退休后,我在《市场星报》发表了四五十篇稿件,其中比较有影响、跟政协有关的是下面几篇。有一篇题目是《学点统战基本知识》,发表于 2011 1 20 日《市场星报》,说的就是之前我在培训班说过的乘警不知道民进组织的故事。还有一篇是说《政协提案的魅力》,说的是江西九江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高考改期的提案的故事。高考原来在 7 月举行,他提出改在 6 举行。这一提案最终得到采纳,造福了千万考生。还有提倡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为讲真话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文章。也算是我发挥余热,再为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原文刊发于《江淮文史》2021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丁厚慈,安徽省政协办公厅;

                                       汪  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